2020年9月中國提出了2030年“碳達峰”與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無論是從減碳還是能源安全的角度考慮，全力促進新能源的發展都是當務之急。而眾所周知的是，日本一直是全球氫能領域的引跑者，日本的氫能源專利占據全球30%以上，位居全球第一。日本如此加足馬力推進氫能產業發展，目的何在？中日兩國關系在氫能領域又當如何發展呢？

 

一、日本為何如此執著氫能

 

是歷史趨勢也是“情勢所逼”！

 

作為一個國土面積小、資源匱乏、又四面環海的國家，除了海洋是日本天然可以依賴、可以稱得上取之不竭的資源，日本其他資源相對都比較匱乏。

 

但日本也不是一直都這么匱乏，也不是什么資源都匱乏。

 

首先，我們都知道的一點，日本漁業資源、森林資源、水能都十分豐富。其中，水資源多意味著水力發電、利用水制氫都十分占優勢。

 

在礦產資源這一塊，日本雖然總體量不多，但還是有一些儲備，比如金礦、銀礦這類貴金屬不算少，比如地處火山帶而帶來煤炭、硫磺等資源儲備豐富（但日本煤炭雜質多、開采困難，還需依賴進口），比如日本的銅礦、稀土資源也有大量儲備。

 

問題在于，日本資源種類雖然不算少，但大多數資源量都比較少，這也是為什么大家常常調侃日本酷愛買礦。

 

2020年3月，作為新國際資源戰略(New International Resource Strategy)的一部分，日本發布了關于如何確保關鍵礦產和材料供應鏈安全的最新觀點，呼吁調整礦產的重要性和政策工具，專注于與礦產回收相關的創新。

 

此外，日本的儲備將擴大到原來的七種礦產之外，并將儲備水平從國內消費的60天提高到180天（部分礦產）。

 

總體而言，要支撐起龐大的制造工業，需要有充分的資源儲備，而在種種儲備中，石油和天然氣是日本進口的大頭。

 

我們都知道，日本的石油和天然氣嚴重依賴進口。這一現象，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達到高峰。抗戰時期，日本就曾在中國東北地區搜尋過石油的蹤跡。

 

之所以需求量大，主要是經歷“二戰”后的蕭條，日本重化工業等傳統資本密集型產業，開始加速追趕，石油作為工業發展的基礎，用量蹭蹭上漲。

 

問題來了，很快70年代初和80年代初的兩次石油危機，讓高度依賴原油進口的日本備受打擊，陷入滯漲，經濟發展受到嚴重阻礙。

 

這一情況也迫使日本采取一系列節能措施，并開始尋找新的替代品，也開始重視新能源。這一時期日本能源轉型的重心是“核電+液化天然氣”，前者供給足，后者則相對清潔。

 

2011年，福島核事故讓全世界震驚，讓日本、也讓其他核電大國對核電這一能源持保留態度。核電沒了，還能用什么？氫能似乎成為當時最合適的選擇。

 

二、日本全力推進氫能所布戰略

 

2021年11月26日，日本經產省修訂的《第6次能源基本計劃》將構建國際氫能供應鏈和擴大氫能推廣利用列為優先和重點發展目標。同年12月16日，經產省即將召開的清潔能源戰略專家會議的也將氫能發展作為重點議題。可見，日本正加足馬力推進氫能產業發展，希望通過部署全球氫能供應鏈揚長避短，搶占氫能領域技術高地和市場先機，躋身亞洲乃至全球氫能領導者之列。

 

日本著力沖破氫能產業鏈發展困境，全力推進氫能戰略：

 

日本氫能開發無法自給自足，推進多條技術路線布局氫能來源

 

日本因自身資源匱乏，氫能無法實現本土供給，需尋求海外進口解決。為此，日本在制氫路徑選擇上兼顧多條技術發展路線，建立廣泛的全球氫能供應渠道，追求氫能來源的穩定性和經濟性。

 

一方面，日本以開展資源外交為主要思路，側重在海外資源豐富的地區進行制氫環節布局。日本將穩步推進澳大利亞褐煤制氫、文萊天然氣重整制氫、新西蘭地熱制氫、沙特阿拉伯太陽能制氫等跨國合作項目布局，日本氫能專項研究機構HySTRA內頭部企業定期開會探討并分工實施項目建設。另外，日本經產省下轄NEDO除提供項目補貼給予高額資金支持外，還將發揮監督職能，定期審核項目推進進程。同時日本將積極對外輸出碳捕集與封存(CCS)、“光觸媒”制氫等創新技術，助力伙伴國充分發揮本土資源稟賦，實現“灰氫”、“藍氫”生產綠色化，“綠氫”生產低成本化。另一方面，日本將同步推進本土氫能供應能力建設，重點發展電解水制氫路線，從革新技術及升級裝備的角度提高制氫效率、降低制氫成本，如研發大型化和模塊化電解水裝置及新型膜組件，削減制氫設備成本并提高設備耐用性。

 

日本氫能供給受航運能力和地緣政治挑戰，將攜手伙伴國建立穩定供應體系

 

日本氫能供給依賴遠程海洋運輸，會受到國際航運和地緣政治穩定性的直接影響，因此強大的物流運輸能力和良好的貿易關系是氫能產業穩定且可持續發展的保障。

 

下一步日本將著重加強氫能國際運輸體系建設。一是提升海上運輸能力。發揮日本造船業、航運業等產業固有優勢和技術競爭力，利用綠色創新基金支持企業加速大型商用液氫運輸船的相關技術研發，如將船載儲罐的結構設計為平底圓筒形提升容量、探索真空絕熱技術和絕熱材料的最佳組合提高運輸安全性等；二是推動國際化的儲運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對內制定新港口建設計劃，對外加大海外液氫裝運碼頭、供應設備、裝卸基地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同時強化經產省、NEDO及國土交通省協作，主導大型移動設備的氫填充方法、液化氫運輸船及接收站的裝卸設備等國際標準的制定。

 

與此同時，日本將尋求構建穩定的雙邊貿易關系，在選擇氫能合作伙伴時將地緣政治因素列為考量因素，打通兩國企業對話、政企溝通的雙向渠道，及時了解雙方需求，促進互利共贏。另外，日本有意主導和推進基于可持續發展標準框架和透明的溫室氣體核算為核心的國際氫價制定，以促進全球各國基于規則開展國際氫交易，進一步鞏固日本在國際氫能貿易中的地位。

 

日本氫能商用規模化不足，政企聯動共建“氫能社會”

 

日本氫能發展受益于政府的巨額財政補貼和完善的法律法規，但補貼和法令只能解決部分問題，日本氫能商業化仍處于早期階段，市場競爭力不足，擴大市場規模和消費需求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

 

接下來日本將主要從氫能應用配套、應用模式方面入手突破市場化瓶頸。一是加強氫能商業化基礎建設。日本政府將與氫價值鏈推進協議會等產業界聯盟共同探討實施加氫站等氫能基礎設施建設方案，并推動產業鏈各環節技術和安全標準的建立，保證氫能產業市場化的規模化與安全性。二是實施氫能應用與消納新策略，提升經濟性。日本政府將結合各地區情況，將當地工業副產氫、可再生能源制氫等氫能進行資源整合并統籌規劃，聯動企業端構建完整的儲-運-應用環節兼備的區域工業互聯網系統，實現近距離消納，縮減遠程運輸與裝卸帶來的高昂成本，促進氫能市場推廣和消費量增長。此外，日本還將發揮其在氫能發電設備和燃料電池汽車領域的技術優勢，進一步拓展海外市場。

 

三、我國的應對政策與建議

 

從日本的全球供應鏈布局來看，其合作伙伴傾向于歐美、中東以及東盟地區國家。目前，雖有日企開始規劃和探索中日合作，但方向多集中于氫能應用角度，顯然是看重中國的市場潛力，并非為合力共促發展。因此，于氫能產業本就起步較晚中國而言，相比于日本與多國強強聯合以供應鏈形勢發展，中國將陷入單打獨斗的境地。未來在氫能技術革新和裝備升級方面將面臨更多技術及專利壁壘，同時日本與伙伴國共建儲運標準、貿易規則，會導致中國在拓展海外市場、參與跨國貿易時陷入被動境地。氫能作為戰略型產業，若發展受阻，不僅限制中國的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還將影響中國能源轉型、碳中和目標整體戰略的推進。因此，中國應審時度勢，在加速自身氫能發展的同時抓住契機，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構建中日良性競合關系。

 

第一，需完善戰略規劃及立法，并強化核心技術攻關。政府層面應盡快制定氫能產業發展整體戰略和清晰的路線圖，并在法律或行政法規層面形成制氫、儲運及應用等氫能產業鏈的專門立法，為氫能發展提供系統規劃和指導依據。同時聚焦各環節的技術薄弱點，加大CCS、新型催化劑、儲氫罐、燃料電池等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提高國產化能力。

 

第二，支持氫能應用均衡發展，鋪墊中日合作基礎。中國各個地區對于氫能支持的力度不同，但側重點多為交通領域，這導致中國從氫能應用角度開展國際合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建議拓展氫能應用領域的支持范圍，加大支持力度，有利于進一步加強中日間企業的交流和合作。

 

第三，探尋中日合作領域，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中國一方面可與日本在氫能產業各環節的規格、標準方面協調合作，另一方面，兩國可在“一帶一路”第三方市場的氫能產業項目及氫能產業示范推廣等領域發揮各自優勢，開展具有深度與廣度的互補性合作，共同探索良好的氫能商業模式。此外，中國也應借鑒日本經驗，統籌規劃國際合作路線，提高中國在國際氫能供應鏈中的參與度。